“黄花塘事件”来龙去脉，饶漱石打击陈毅，粟裕站出来说了公道话
文章摘自《党史纵横》，侵删。
饶漱石到新四军任职之初，由于他谦虚谨慎，办事稳重，政治观点强，留给陈毅、刘少奇两人的印象都不错。与陈毅也能配合。不久，两人便在工作中产生了矛盾。
1945年10月初，陈毅等在临沂合影，左起：饶漱石、陈毅、谭震林、刘瑞龙、粟裕
当时根据分工，饶漱石主抓政治工作，陈毅主持军部工作。饶漱石决定先去第二师蹲点。在临走前，召开了一个由陈毅、曾山、赖传珠等人参加的军分会会议。会上饶漱石提出自己的兼职过多，可否电请中央给予其他同志分担一些。陈毅问他指的是哪些职务？饶漱石说除了华中局书记和政委以外都算是，政治部的工作你们看着办。
所以，饶漱石去二师蹲点以后，陈毅和赖传珠、曾山、张云逸商量此事，会上大家一致同意免去饶漱石兼任的政治部主任一职，并且由陈毅起草电文向中央予以汇报。
饶漱石在二师知道这一情况之后，陈毅的电报已经发出。饶漱石非常气愤，立即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发电，说陈毅剥夺他的领导权。自此对陈毅产生了不满。
1943年1月，日伪军加紧对盐阜区“扫荡”。新四军军部决定以第三师抗击敌军的多路进攻，军部由苏北根据地阜宁停翅港转移到淮南路东根据地的旺台黄花塘。
1月10日，陈毅、饶漱石随军部到达黄花塘。黄花塘是安徽、江苏交界地区的一个小村庄。
这年2月中旬，日伪军万余人向淮安以东国民党军韩德勤部控制地区“扫荡”，新四军为配合韩部作战，主动向日伪军出击，使日伪军连连受挫。
但韩部反而恩将仇报，乘新四军与日伪军交战之际，韩德勤亲率部队侵入淮北抗日根据地。为迎击韩部进攻，陈毅命令新四军四师等部队，对侵入淮北中心区的国民党军发起攻击。此役生俘了韩德勤本人及韩部官兵1000余人。
对处理俘虏的问题上，陈毅与饶漱石持不同的态度。陈毅力主释放韩德勤，中共中央书记处3月29日电示：同意陈毅所提办法处理韩问题，如陈估计韩留苏北比较有利，韩去路西反而不利时，即可使韩留苏北……
陈毅、彭雪枫等人设宴为韩德勤饯行，并送还韩的手表、皮包、手枪等物。韩德勤羞愧难当地表示：“过去几年，多有得罪，请多多原谅！今后再也不干那样的事情了!”
于是，关于陈毅的种种流言蜚语多了起来。
这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统一部署，新四军逐步开展整风运动，在此后一段时期里，饶漱石就忙于收集陈毅的材料，几乎每天都要找华中局和军部的负责干部谈话，从各方面了解陈毅的问题。
在一次谈话中，他意外遇到一个在军部养病的干部。此人同陈毅有过几次接触，他无意间给饶漱石讲起，陈毅在一次大会上说过，他曾经主持召开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选掉了毛主席的前委书记，后来又到党中央汇报红四军党内的政论情况，重新把毛主席请回了前委领导岗位，
饶漱石如获至宝，找到了陈毅“一贯反对毛主席”证据。
这时，连华中局和新四军的一些领导干部也误以为饶漱石是奉中央之命来清算陈毅的，担心同陈毅界线不清而受牵连，开始有意躲开。
1943年10月26日，华中局组织的整风会议在黄花塘的新四军军部举行。参加会议的成员有华中局委员、新四军各师负责人。会议开始后，饶漱石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警告陈毅说:“陈毅，你虽是一军之长，可今日你是普通党员，态度要端正，对自己的错误要交代清楚，不准蒙混过关。”
这时的陈毅还认为这只是党内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并没有朝坏处去想。他稍稳定一下情绪后，就开始详细地介绍自己的经历，实事求是地分析了自身存在的缺点和不足，并作了深刻的检讨。
会议整整开了一天，大家都在静心地听陈毅发言。晚饭后，会议继续举行。这时候，饶漱石觉得一整天的会议并没有达到他预想的目的，不得不亲自上阵，公开发难了。他一口气列举了几个月来挖空心思罗列的陈毅“十大罪状”:
第一，在历史上，陈毅一贯地反对毛主席；
第二，陈毅一贯地对抗中央；
第三，陈毅一贯地反对政治委员制度，不尊重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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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漱石说完后，令他没料到的是会场一片静默。
第二天，整风会议继续进行。会议一开始，陈毅就说:“为驳斥饶漱石对我的诽谤和打击，在此我要作申辩性发言。”陈毅一语既出，四座皆惊。更令饶漱石措手不及，惊慌不安。
接着，陈毅便详细阐述了1929年红四军的那件事情的经过，并对饶漱石列举的其他“罪状”，逐条予以驳斥，有理有据，有礼有节，听得参加会议的干部们频频点头，饶漱石一看情形不对，急忙打断陈毅的发言，气急败坏地说：“你的态度很成问题。我是政治委员，有最后的决定权，我又是华中局书记，有权代表华中局和军部向中央揭发你的问题，有权建议中央另派一位德才兼备的军长来。”
说完，饶漱石没等陈毅反驳，便强令所有参会者对陈毅展开批判。陈毅依然端坐在那里，认真地听着同志们的发言。当听到大家的批评有道理时，便点头表示赞同，并不时地用笔在本子上记下来。当听到一些不实之词时也没有立即反驳。
会后，饶漱石竟然利用华中局和军部的名义，捏造不实之词，写了一份长达1500字的电报，罗列了陈毅的“十大罪状”，直接报给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并要求“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除此之外，饶漱石还煽动华中局的一些干部联名向中共中央发电报，反映陈毅的错误，要求撤换陈毅。
陈毅得知这些情况后，决定主动向中央报告事情经过。他以个人的名义向中央发了一份电报，除实事求是地报告了整个事情发生情况外，还主动检讨了自身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并从革命大局出发，向中央保证“打通思想，继续为党努力工作”，同时也提出了赴延安学习的要求。
这次会议风波史称“黄花塘事件”。毛主席接到陈毅的报告后，立即回电：“来电收悉。此次事件是不好的，但是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同时希望陈毅来延安参加七大，并指示“陈来延期间职务由云逸暂行代理，七大后仍回华中，并传达七大方针。”
1943年11月25日，陈毅离开新四军军部踏上赴延安的路程。陈毅走后，饶漱石并未善罢甘休，而是继续展开对陈毅的批判，还把陈毅的问题扩大到团一级，在全军开陈毅的批判会。
有一次，饶漱石让1师师长粟裕讲话，粟裕说:“陈军长这个人大家都是了解的，还是大家多谈谈，而且，这件事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说开了，就解决了。”
1944年3月17日，陈毅抵达延安，受到了毛主席等许多中央领导的热情欢迎。到达延安后，陈毅便向毛主席和中央汇报了华中抗战形势和新四军的工作，同时也将“黄花塘事件”的经过作了详细汇报。
毛主席听完后，对华中抗战经验给予了充分肯定，但对“黄花塘事件”并未立即表态，而是对陈毅说：“至于小饶的问题，我看还是不要提，一句话也不要讲。关于这件事，华中曾有个电报发到中央来。这电报在，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给你看，但是我看还是暂时不要看为好。”陈毅当即表态:“那我就不看，华中的事也不谈。”
过了几天，毛主席再次找陈毅谈话，说：“你现在可以给华中发一个电报，向他们作一个自我批评。我也同时发一个电报去讲一讲，这个问题就打一个结，你看如何？”陈毅表示同意。并随即起草一份给华中局和军分会的电报，在电报中他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并将电报稿呈送给毛主席阅示。
毛主席阅后，对陈毅的态度大加赞赏，并也起草了一份电报，与陈毅的电报一同发往华中。毛主席在电报中说:
“关于陈、饶二同志间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在陈动身前，两同志已当面谈清，现已不成问题。关于内战时期在闽西区域的争论，属于若干个别问题的性质，并非总路线的争论，而且早已正确地解决了。关于抗战时期皖南、苏南的工作，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不能与项英同志一概而论。无论是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如有同志对以上两点不明了，请漱石同志加以解释。”
毛主席的电报观点应该说已经十分鲜明，但饶漱石并不甘心。他收到毛主席的电报后，立即以个人的名义给毛主席回电：
“陈和我的争论，既非属于重大路线，也非简单属于工作关系性质，而是由于陈同志在思想意识、组织观念仍有个别毛病。”
同时，他也给陈毅回了一份电报，仍然是将许多莫须有的错误强加于陈毅。陈毅看后十分气愤，当即让毛主席看了电文，毛主席安慰说：“凡事要忍耐，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
以后，陈毅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不再提起“黄花塘事件”。这样在延安过了几个月，一天，毛主席突然把陈毅叫到他的住处，说:“黄花塘问题可以结束了。”并劝其“以后不要再提了。”
对于“黄花塘事件”中的陈、饶之争，中央定性为“属于工作关系的性质，不是属于路线的性质。”这虽然否定了饶漱石强加于陈毅头上的“一贯反对毛主席”的罪名，但对饶漱石制造“黄花塘事件”的真正目的，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中央并没有往深处追究。对此，陈毅虽然心存不服，但也不好再多说了。
到1943年底，饶漱石正式担任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这两个重要职务。
“七大”之后，陈毅按照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回到华东，并主动与饶漱石讲和。陈回华东，当饶副手，对饶也是尊重服从，六年间工作配合很好。
直到1953年底，高饶事件发生后，有关饶漱石的一些问题才查清。毛主席对陈毅说：“现在看来，黄花塘这件事，饶漱石是在捣鬼，不仅是给你捣鬼，也是给我捣鬼，很多问题现在才是总暴露。所以，日久见人心，你是对的，你受了委屈，可是，在党内谁都要受些委屈，不受委屈或者受不了委屈，那是不可能革命到底的。”
1999年，中央军委在重修军史时，将“黄花塘事件”定义为“一场阴谋，一场饶漱石发动的阴谋”。
